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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照常升起后就让子弹飞吧

文章作者:关于娱乐 上传时间:2019-10-09

姜文携着他的子弹,伴随熟悉的乐声呼啸而来。当张麻子站在县衙大门前,掷地有声地说出:“我来鹅城只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的时候,很多坐在黑暗里的人一定觉得痛快淋漓。毕竟,姜文用电影的方式最为直接地面对了“革命”。而且想象力仍是那么恣肆,色彩斑斓。我很喜欢对垒黄四郎那一段,拍得极有气势,一气呵成:过一趟白车白马,铺一地白花花的银子,一夜月光,银子没了;再过一趟黑车黑马,震下一堆银元宝。过一趟白车白马,铺一地金灿灿的子弹,一夜月光,子弹没了;再过一趟黑车黑马,张麻子的子弹飞过,马被猎杀,应声倒地。然后张麻子率三人杀出,口中喊着“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可是慷慨激昂的口号没能召唤出一群愤怒的百姓,寂静的鹅城空无一人。反复的召唤之后,躲在门后探头探脑的百姓终于冲出来了,张麻子欣喜地策马飞驰。等到了黄四郎家门口,一回头,跟在身后的却只有一群红嘴红脚的白鹅,摇摇摆摆地踱着。

久石让作曲的《太阳照常升起》里面充满了轮回和谐谑,让人听起来有一种对于生命和人生的舒畅感觉,既能上升到对于生命的追问上,又能体会到世事沧桑的一种唏嘘感。
而以这首曲子作为背景音乐的两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和《让子弹飞》,它们无论在荧幕观感上还是在故事情节的编排上都可以称得上是电影史的上乘之作。姜文虽然作为导演只拍过四部片子,但作为天降奇才的他,拍出的却是部部经典。不凑数,拍出来就是大手笔。其中寓意深刻,回味无穷。
《太阳照常升起》讲的是一次发疯、两次通奸、三人死亡的故事。其中最为耐人寻味的情节是黄秋生饰演的音乐老师的自杀。
梁老师本来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的音乐老师,最喜欢弹唱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梁老师对于美感和自己生活质量有着绝对的追求,但他却又无端陷入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摸屁股事件”。他在被冤枉后开始隐约得知,唐老师和林大夫有奸情,最后把自己的枪送给了老唐,而自己则用母亲留下的皮带结束了生命。由于这部电影中用了大量的意识流和蒙太奇片段,所以对于这部电影会产生多义的解读,而俺的理解是:陈老师一定是要自杀的。
第一,陈老师一直以来自以为是的美感生活被一个匿名的“流氓”电话给打破了,而这竟是因为自己非常不喜欢的女厨娘对自己的暗恋,他似乎无法接受;其二,陈老师不幸被卷入了一种朋友的背叛和陷害的事件,林大夫和老唐的奸情的后果转移给了他,他被莫名的玩弄了两次,第一次是无端的“摸屁股”事件、第二次是他还要被迫当老唐和林医生是自己的朋友;最后,虽然他的“流氓”名声被洗刷掉了,但他再也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对美丽姑娘和生活抱有美感幻想了,所以他必须自杀。同事们为了纪念他,在他的尸体边摆满了各种蔬菜,电影中也响起了他最爱唱的美丽的歌曲,美丽的《美丽的梭罗河》。
而,在充满轮回的音乐语言之下,太阳照常升起,老唐被下放到了村子里,遇到了疯妈妈的死亡。后来算是因果,知道了傻小子和自己的妻子通奸,他开枪结束了一场人生的片段。但是,令人疑惑的是那颗子弹到底打没打入傻小子的体内?这是不得而知的。俺知道的是,后来姜文说:让子弹飞一会儿!
《让子弹飞》讲述了蔡锷部下张牧之除暴安良的故事,虽然与《太阳照常升起》故事情节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其内涵却有共通之处,就是个人追求的生活价值和社会的冲突,以及怀有理想主义信念的个人对于社会的改造等等。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太阳照常升起》中傻小子爸爸最后留下了一本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代表着疯妈妈对于不是烈士的傻小子的爸爸的无限迷茫和追问,也代表着人类对于社会问题所怀着的焦灼心态。当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答案是做社会主义的新人,而姜文的答案是必须先《让子弹飞》一会。
面对麻木懦弱的民众、贪婪的官吏、残暴的恶霸,怎么办?这是土匪团伙头子“张麻子”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鹅城的问题,对于他们这些侠客来讲,是十分棘手的。最开始,张麻子选择给卖凉粉的伸冤,有一个镜头是值得深思的。就是,群众一直期盼一个青天大老爷,于是就要下跪。张麻子几次向天鸣枪,说,民国了,要的是“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不准下跪。
而正是因为他们要建构的“公平”,六子死了。卖凉粉的在黄四郎的威逼和计策之下成为了杀死六子的一把刀子。六子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必须剖腹,证明自己只吃了一碗凉粉,最后死了。
这个情节的寓意是深刻的,当恶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英雄的死亡是一幕剧情,民众是不会改变自己的习惯的,只会观看英雄的死亡。《狂人日记》中狂人就说,他们也有被逼迫当姨太太的、也有被土豪劣绅压迫的。可是即使有英雄伸张正义,他们在威逼或者利诱下还是会出卖那个为了他们的英雄的。所以尼采要强调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一旦集体主义出现不了曙光,那么个人英雄主义确是最好的改良方式,因为再失败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比集体“狗熊”主义强。所以鲁迅在《热风》中说,中国人只有集体的自大,而没有个人的自大。后又说,中国人没有野性,而只有温顺性,难听的就是没有狼性,只有犬性。而所谓“地大物博”,若是雄狮也必将怒吼,但作为肥猪却只能等待屠宰。
张麻子在与黄四郎不断的博弈中,开始思考革命的方法。杀人诛心,既然鹅城的百姓只有知道自己能赢才能和自己一起去反抗黄四郎,那么就杀了假的黄四郎示众。其实,“黄四郎”只不过是民众心中的懦弱和抗暴的恐惧而已,完全不是因为黄四郎有多么的强大。
黄四郎最后问张麻子,你觉得是我重要还是钱重要。张麻子回答说,都不重要,而没有你很重要。这就是侠客的精神,侠客需要的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正义和公平秩序的建立。
实际上,不论是《太阳照常升起》还是《让子弹飞》,里面讲述的故事都是很凄凉的,死亡、反抗、失败、陌路,等等这些都可以是悲剧,但是姜文的阐述却是以喜剧形式出现的,这是一种酒神的精神。
尼采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实质区别就是狄俄尼索斯精神和阿波罗精神的区别,就是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区别。而姜文诠释了英雄末路中的欢快以及狂欢。不论《太阳照常升起》中傻小子的被痛苦的生产,还是《让子弹飞》最后黄四郎被鹅城百姓抄家,这其中都消解了理性对人在痛苦之下的威逼,而这些人对待痛苦的方式就是狂欢,在轮回的音乐中伴随着集体的狂欢而结束电影。
《让子弹飞》最后,老二他们带着花姐“小凤仙”要去上海,而张牧之骑着白马孤独的行进在古老铁轨的沿线上,电影的背景响起了那首充满轮回中的死亡和欢愉的乐曲。
而,俺也要引用《当尼采哭泣》中的一句话作为最后的一个注释:尼采留下那些眼泪后,他的眼泪对他说,我们终于自由了。而我们的朋友,是的,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而注定要和你渐渐形同陌路。
西历2014年10月4日

这种一起一落的“落空”之感意味深长。张麻子并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不过这落寞也没有停留太久,他接着以自己卓越的智谋用计砍了替身,杀上艳阳楼头。

我觉得这可能是电影最核心的一段了,同时典型地暴露了姜文的心态。在他那里,鹅城百姓是冷漠的看客,是见风使舵的奴才,是看结果下注的赌徒。如果我们把鹅城的权力更替命名为“革命”,那么这场革命没有主体。即便有,那“主体”也只是一个孤胆英雄。这个英雄身上带着旧式的草莽气息,女人在怀,子弹乱飞。虽然也想送儿子出洋留学见识见识莫扎特和留声机原理,可他的理想实质很简单,无非是“你有我有全都有”。当然这个英雄也是有出处的:早年曾跟随蔡松坡——这个时间点是一个魔幻的鹅城和外部真实世界连接的通道,以表明他绝非仅仅是个梁山泊好汉。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的革命历史,我们会反驳姜文,从来没有一个孤胆英雄,能以一己之力扳到黄四郎。但这场没有主体的革命竟然还成功了,这不能不说是姜文的自我陶醉吧。

看《让子弹飞》,心情决不会感到沉重,因为张麻子太有勇有谋,智比诸葛,武胜关公。我们不必替他多操心,反正他最后总是能够战胜敌人。更何况姜文不想重蹈《太阳照常升起》的覆辙,倒在惨淡的票房上。他知道观众们都像“革命第二天”的老三,花钱听人讲道理总觉得“不轻松”,便毫不吝啬地奉上大把笑料。于是在显得有些赘余的段子当中,两个小时轻轻松松就过去了。可是也不能不说,电影院里响起的含义各异的笑声冲淡了很多东西。六子之死的场景让我们嗅到了一些熟悉的味道,有一些慷慨悲壮的成分在内。不过电影并不会驻足在这样的地方,它接着就被葬礼上刻成“六”字的墓碑给覆盖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戏谑风格,竟会有人去欣赏六子切腹所带来的cult片效果。武举人以凉粉摊小老板的血肉身躯去击鼓,极残忍,县长张麻子却鼓掌而出,以此成就新县长对“正义”的彰显。可见在他那里,公平与正义本身是重要的,而需要公平和正义的人呢,对不起,贱得很呢。何况凉粉摊小老板仍很茁壮,被踢之后,还是笑着、活着,而且要去诬陷英雄的儿子。这种对英雄之外的“人”的蔑视,让人感到不快。如果说我对《让子弹飞》有不满,那么不满就在这里吧。

很多热衷讨论张麻子汤师爷和黄四郎之间的权力斗争的观众不太会谈到鹅城的百姓。当然,鹅城的百姓也着实形迹可疑。壮小伙子都像二流子,天天光着脊梁扎堆看热闹。鹅城人闲暇时间的娱乐也实在乏善可陈:除了逛窑子就是摸麻将。难怪有人质疑:这些人怎么看也不像个正经老百姓的样子。

为什么观众对鹅城百姓避而不谈?这也许揭示了某种微妙的尴尬。没有人想当鹅城的百姓,观众们鄙夷“他们”,却偶尔又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与自己依稀相似、躲躲闪闪的眉眼。绝望的六子望向“他们”,希望有人给他一个答案:“只有一碗凉粉”。可是看客一哄而散,没有一双眼睛能承担起这充满探问的对视。这可能也显露了姜文对时下的某种判断。看电影的人,坐在电脑前,孤独地敲击着键盘,乐此不疲地解读着电影的每一份政治隐喻。可是如果六子的眼睛也望向“我们”,会有人站出来说:“只有一碗凉粉”吗?正如菊花夜行军所说(http://movie.douban.com/review/4543452/),这样想象他人的方式充满了不信任。而这样的想象,恐怕召唤不出革命的主体,也召唤不出一个革命的时代。

《让子弹飞》的历史观是悲观的。以火车始,以火车终,伴随着“长亭外”的惆怅歌声,历史好像永远在循环。不过,姜文毕竟把他的子弹打出来了。面对着人们充满危机之感的纷杂心绪,在大导演们纷纷“顾左右而言他”之际,姜文却如此坦荡而直接地说出“公平”这两个字,的确结结实实地碰触了时下人们已变得越来越粗的神经。很多人诟病观众对《让子弹飞》的过度阐释,我倒觉得,能够提供这样一个被过度阐释的电影,正是姜文的大功一件。能够引起人们如此之多的关注和正面讨论,本身就说明了电影的成功。我以为,姜文是聪明的,他准确地把握住了今天时代的审美趣味,创造了这样一种电影形式:它并不严肃,也不要求正襟危坐的观影主体。导演像一个手艺高超的裁缝,将一块一块彩色的布片巧妙地拼接在一起,鲜艳、丰富、驳杂,亦庄亦谐,悲喜交集。在抖出一个一个包袱的同时,也抖出他颇具杀伤力的匕首和投枪——当然,这次是手枪。虽然这块布花里胡哨,可手枪到底是手枪。这颗被姜文打出的子弹如此强劲有力,它明确地指向了当下,击中了某个未知的穴位。而这个穴位,我想,肯定不仅仅是武侠小说里所说的笑穴吧。

   2010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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